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是头颈部常见恶性肿瘤，约50%~60%的OSCC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局部晚期（临床分期Ⅲ~Ⅳa期），以手术为主的综合序列治疗模式下其5年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率仍低于50%，且术后常伴随语言、吞咽等功能障碍。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1，PD-1）抑制剂在局部晚期 OSCC新辅助治疗中逐步推广，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临床实践中仍面临适应证界定、联合治疗方案优化、疗效评估标准等诸多关键问题。基于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本专家共识系统评估PD-1 抑制剂在局部晚期 OSCC新辅助治疗中的应用、联合治疗策略、治疗疗程与手术时机、疗效评估、生物标志物的应用、特殊人群与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管理、免疫治疗再挑战原则、功能保留等关键问题，经专家组多轮讨论，采用Delphi法匿名投票形成以下共识：1）对局部晚期OSCC患者术前可采用PD-1抑制剂进行新辅助治疗；新辅助治疗首选 PD-1抑制剂联合含铂药物化疗方案，疗程为 2~3个周期；2）在新辅助治疗疗效评估阶段，影像学评估需参照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1.1版（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1.1，RECIST 1.1）与实体瘤免疫治疗疗效评价标准（immune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iRECIST）双重标准；术后需对原发灶和区域淋巴结分别进行系统病理评估；联合化疗方案则可不将PD-L1表达及联合阳性评分（combined positive score，CPS）作为入组或排除标准；3）特殊人群如高龄（≥70岁）、病毒载量稳定的 HIV 感染者及慢性 HBV/HCV 携带者，可在多学科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指导下慎重用药并加强不良反应监测；4）对于新辅助治疗后疗效不佳的，不建议继续维持原治疗方案，应及时进行MDT评估，调整后续治疗方案；对于器官移植受者与活动性自身免疫疾病患者，因存在免疫异常激活相关高风险，不推荐使用PD-1抑制剂新辅助治疗；对于已发生了高风险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如免疫性心肌炎、神经毒性、肺炎等）的患者，一般不建议再挑战；5）病理缓解良好的患者可探索个体化降级手术与功能保存策略。本共识旨在推动PD-1抑制剂新辅助治疗策略在局部晚期OSCC患者中的规范、安全与精准应用。
目的 研究变异链球菌囊泡是否含有密度感应信号分子-2（autoinducer-2，AI-2），并初步探讨变异链球菌囊泡对于变异链球菌生长能力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方法 通过差速离心法获取变异链球菌UA159株囊泡，以纳米流式技术、透射电镜对该囊泡进行粒径分析及表征。将哈维弧菌BB170稀释液中分别加入AB培养基（对照组）、囊泡提取液（MVs组）、超滤前上清（Sup组）、超滤后上清（Sup-af组），通过哈维弧菌BB170生物发光法鉴定其中的AI-2。以变异链球菌UA159株或luxS缺失株为对照组，梯度浓度囊泡刺激菌株为实验组（Mvs-2.0E+7组、Mvs-2.0E+8组及Mvs-2.0E+9组）；通过生长曲线法、MTT、菌落形成单位（colony-forming unit，CFU）计数法测定变异链球菌各株在不同浓度囊泡处理后的生长能力变化；使用结晶紫染色法、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蒽酮法等方法明确不同浓度囊泡对变异链球菌各株生物膜形成的影响。结果 成功获取富集的变异链球菌囊泡，其平均粒径约94.19 nm，囊泡提取液中囊泡浓度达到1.87E+11 Particles/mL。哈维弧菌BB170生物发光法显示Sup组（超滤前）发光强度高于Sup-af组（超滤后），MVs组发光强度高于对照组。生长曲线法、MTT法、CFU法测定均显示不同浓度囊泡处理后变异链球菌各株生长能力未见显著差异。结晶紫法定量分析及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显示高浓度囊泡处理（2.0E+9 Particles/mL组）生物膜形成量低于对照组，蒽酮法定量显示高浓度囊泡处理（2.0E+9 Particles/mL组）水可溶性多糖和水不可溶性多糖产量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结论 变异链球菌囊泡中含有密度感应信号分子AI-2，其囊泡对于变异链球菌生长能力影响不显著，但具有调节生物膜形成的能力，在高浓度时抑制生物膜形成。
目的 基于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评估特定口腔菌群与口腔白斑病（oral leukoplakia，OLK）发病风险之间的因果关联，并揭示免疫细胞的潜在中介作用。方法 使用口腔菌群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汇总统计数据，免疫细胞表型的GWAS数据和FinnGen数据库OLK的GWAS统计数据。采用逆方差加权法（inverse-variance weighted，IVW）作为主方法，辅助MR Egger回归，简单模式法、加权中位数法、加权模式法进行补充分析，研究3 117种舌苔及唾液菌群数据以及731种免疫细胞与OLK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两步MR探究免疫细胞在口腔菌群与OLK之间发挥的潜在中介作用。结果 IVW分析结果表明，15种口腔菌群与OLK存在因果关联。其中，链球菌属、奈瑟菌属及卡托菌属等与OLK发病风险降低相关，以梭杆菌属的保护效应最显著（OR = 0.41，P = 0.023）。相反，细小杆菌属、弯曲菌属和嗜血杆菌A属等与OLK发病风险增加相关，其中兰斯菲尔德氏菌属的风险效应最大（OR = 2.66，P = 0.006）。识别出11种与OLK有潜在因果关联的免疫细胞表型，其中4种为保护性因素，7种为风险性因素。通过中介分析识别出4条关键中介通路，致病性菌群弯曲菌A属和兰斯菲尔德氏菌属，通过上调高度活化的单核细胞、B细胞及髓系细胞等促炎免疫亚群，促进OLK的发生发展。另一方面，具有潜在保护效应的卡托菌属通过显著下调树突状细胞亚群的水平，发挥对OLK的潜在抑制作用。结论 本研究首次在遗传学层面揭示了特定口腔菌群通过介导免疫细胞来影响OLK发病风险的因果通路，这一发现为深入理解OLK的免疫病理机制，探索靶向菌群或免疫细胞的干预策略提供了新视角与潜在靶点。
目的 探讨5T磁共振成像（5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5T MRI）对青年人群牙髓及牙周膜组织的体内成像效果，为高场核磁共振技术在口腔临床检查中的应用提供依据。方法 获得单位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共招募15名健康志愿者（纳入413颗恒牙），进行全口腔5T MRI扫描，其中6名志愿者（纳入共168颗恒牙）同时接受3T磁共振成像（3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3T MRI）和锥形束CT（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扫描。由两名口腔科医师采用5级Likert量表对图像上的牙髓及牙周膜成像效果进行独立评分，并记录每颗牙可检测到的根管数目。采用加权kappa检验法和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评估评分者间一致性。通过非参数检验比较不同组织结构、牙位及成像方式间的成像效果差异。结果 5T MRI能对大部分牙髓组织和部分牙周膜结构实现体内成像；两名评分者对牙髓及牙周膜成像评分的一致性较高（牙髓κ=0.934，牙周膜κ=0.737）；牙髓的成像评分显著高于牙周膜（P < 0.001），且磨牙牙髓的评分低于前磨牙和前牙。在6名志愿者的多模态对比中，评分者对5T MRI、3T MRI、CBCT成像方式的牙髓、牙周膜评分及根管计数均具有良好一致性（5T MRI牙髓κ=0.971，3T MRI牙髓κ=0.933，CBCT牙髓κ=0.964；5T MRI牙周膜κ=0.625，3T MRI牙周膜κ=0.667，CBCT牙周膜κ=0.571；根管计数ICC均≥0.990）。5T MRI对牙髓和牙周膜的成像评分明显高于3T MRI（牙髓：P < 0.001；牙周膜：P = 0.022），但两者在根管数目的检出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虽然5T MRI对牙髓、牙周膜的成像评分以及根管数目的检出率方面不如CBCT（牙髓成像评分：P < 0.001；牙周膜成像评分：P = 0.02；根管数目：P<0.05），但却能在真正意义上对这两种软组织实现“直接成像”。结论 5T MRI能对青年人群的牙髓及牙周膜组织实现较好的体内直接成像效果，提示其在牙髓及牙周相关疾病的临床诊疗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目的 研究舌系带过短与下颌骨矢状向发育受限及下前牙排列异常的关联性，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 本研究已通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选取2024年1月至2025年1月于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就诊的7~13岁舌系带过短患者（病例组，n=50）和舌系带正常人群（正常组，n=50）。临床检查舌系带长度并进行Kotlow分型和简化Hazelbaker舌系带功能评估工具（Hazelbaker assessment tool for lingual frenulum function，HATLFF）评分，拍摄头颅侧位片测量ANB角和SNB角以及下颌总长度（Co-Gn），模型分析下前牙拥挤度，对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Pearson分析舌系带长度、简化HATLFF评分与ANB角、SNB角、Co-Gn和下前牙拥挤度的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舌系带过短对下颌骨发育和下前牙拥挤的诊断价值。结果 舌系带过短与下颌骨发育受限和下前牙拥挤显著相关（P<0.05）。病例组舌系带长度、简化HATLFF评分、SNB角和Co-Gn均显著小于正常组，ANB角和下前牙拥挤度均显著大于正常组（P<0.05）。舌系带长度、简化HATLFF评分与ANB角和下前牙拥挤度呈负相关，与SNB角和Co-Gn均呈正相关（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简化HATLFF评分、舌系带过短诊断下颌骨发育受限和下前牙拥挤的曲线下面积均大于0.700，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结论 舌系带过短与下颌骨发育受限、下前牙拥挤具有显著相关性。
目的 探讨口腔微生物菌群多样性及组成随年龄变化的特征，为理解不同年龄阶段的口腔微生态演替规律提供参考。方法 本研究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NHANES）2009—2012年共9 021名14~69岁人群的口腔微生物组16S rRNA V4区测序数据，采用复杂抽样加权分析方法，系统评估口腔微生物α多样性、β多样性及主要菌属相对丰度在不同年龄段的变化趋势。结果 多项α多样性指标（Observed OTUs、Faith’s PD、Shannon指数）随年龄呈显著倒U形分布，于25~30岁达到高峰，随后逐渐下降；该趋势在性别、种族、吸烟及牙周状况等亚组中均一致。β多样性分析显示口腔微生物群落结构随年龄出现渐进性偏移。菌属水平结果显示罗斯菌属、普雷沃菌属cluster6、乳杆菌属等随年龄稳步上升；嗜血杆菌属、卟啉单胞菌属、棒杆菌属等随年龄显著下降；梭杆菌属、密螺旋体属cluster2等则在青年期短暂高峰后逐步下降。结论 年龄是口腔微生态演替的重要驱动因素，菌群在不同生命阶段呈现动态变化，未来亟需基于纵向队列和多组学整合的研究进一步解析其演替机制。
口腔微生物组稳态对维持宿主健康至关重要，其失衡可促进口腔及全身疾病发生。口腔微生物组可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的发生和发展：①口腔微生物可直接作用于口腔上皮细胞，诱导细胞周期紊乱、DNA损伤和表观遗传重编程，促进细胞增殖和上皮-间质转化。例如，具核梭杆菌可通过黏附素FadA与E-cadherin结合，激活β-catenin信号通路，直接促进肿瘤细胞增殖与上皮-间质转化，牙龈卟啉单胞菌能调节脂质合成，增强OSCC细胞的的干性特征；②口腔微生物及其代谢物可影响肿瘤组织免疫细胞的密度、亚群比例和功能，重塑了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牙周病原微生物所致慢性口腔炎症状态，可激活MAPK/ERK、NF-κB等信号通路，间接促进OSCC进展；③口腔内细菌与病毒存在协同作用，细菌生物膜和蛋白酶有助于病毒的激活和感染，细菌代谢物如丁酸可通过增强组蛋白乙酰化，促进潜伏病毒裂解复制；④微生态层面，口腔共生菌减少与厌氧致病菌扩增破坏了群落代谢网络，通过复杂的种间互作共同塑造一个促癌生态位，从多层面推动OSCC进展。未来研究应整合多组学分析与纵向临床队列数据，探索关键菌群的功能因果网络，并发展针对微生态的个体化靶向干预策略。
牙周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牙周炎致病菌的异位定植可影响全身健康引起全身性疾病。牙龈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 gingivalis，P. gingivalis）作为牙周炎的关键病原体，已被证实与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肺癌、食管癌、胰腺癌、结直肠癌、宫颈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有关。P. gingivalis通过多种机制参与调控OSCC的发生发展：P. gingivalis直接调控细胞周期和凋亡相关蛋白促进肿瘤细胞增殖、诱导分化簇44（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4，CD44）和分化簇133（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133，CD133）的表达增强肿瘤干细胞特性、激活炎性小体和P38/c-Jun NH2末端激酶1（c-Jun N-terminal kinase，JNK）通路以及调控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tumor-associated neutrophil，TAN）极化重塑肿瘤微环境、调控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促进肿瘤转移、调控巨噬细胞功能逃避宿主免疫反应、诱导肿瘤细胞耐药以及调控与共生菌间的相互作用等参与OSCC的进展。此外，P. gingivalis通过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诱导慢性炎症、逃避宿主免疫监视等促进食管癌、胰腺癌、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的进展。然而，口腔微生物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P. gingivalis并非独立存在，口腔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影响肿瘤的进展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慢性皮肤黏膜念珠菌病（chronic mucocutaneous candidiasis，CMC）是一组以皮肤、甲、口腔和生殖器黏膜反复或持续发生念珠菌感染超过6个月为特征的疾病。本文对CMC的病因及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相关临床诊疗工作提供参考。目前研究认为，CMC是一种免疫缺陷病，发病机制复杂。CMC患者在防御念珠菌感染的非特异性免疫和（或）特异性免疫中存在各种缺陷，导致患者无法抵御念珠菌感染。根据病因，CMC可分为原发性CMC和继发性CMC，原发性CMC多与基因突变导致的辅助性T细胞17（T helper cell 17，Th17）及白细胞介素-17（interleukin-17，IL-17）的免疫缺陷有关，而继发性CMC常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糖尿病、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等因素相关。原发性CMC常表现为念珠菌感染，且不同基因突变导致的CMC常有不同伴发症状；继发性CMC除浅表器官的念珠菌感染和原发疾病的表现外，还可伴有深部真菌感染。对CMC进行诊断除需结合病史、临床特点外，还依靠涂片镜检、真菌培养、免疫学检查及基因测序和分析等辅助检查的结果，诊断为原发性CMC需排除上述继发性因素。目前三唑类、棘白菌素类、多烯类等抗真菌药为CMC的主要治疗方法，JAK抑制剂等生物制剂的免疫疗法为CMC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基因治疗亦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硝苯地平诱导的药物性牙龈增生（nifedipine-induced gingival overgrowth，NIGO）是指由长期服用高血压药物硝苯地平（nifedipine，NIF）引起的牙龈增生，是一种药物不良反应。NIGO具有发病率高，患者基数大的特点，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牙龈增生类型之一。既往关于NIGO病因的研究多聚焦于NIF的直接药理作用，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炎症亦是NIGO的关键风险因素。菌斑是牙周炎症的核心始动因素，然而细菌在NIGO发病机制中的具体作用尚不明确。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探讨细菌参与NIGO发病的潜在途径：①以NIF为代表的高血压药物可引起口腔菌群失调，导致牙周致病菌相对丰度增加。在宿主对细菌的免疫应答中，牙龈成纤维细胞释放的炎症趋化因子可与NIF产生协同效应，促进胶原过度生成或募集免疫细胞参与组织纤维化进程；②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在纤维化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细菌感染可显著上调TGF-β水平，进而促进上皮－间充质转化，或通过激活其下游信号通路直接参与牙龈纤维化；③细菌还可通过激活Wnt /β-catenin通路、干扰整合素α2β1表达、抑制miR-200调控细胞周期等多种途径，导致牙龈成纤维细胞增殖异常、胶原合成增多而降解减少，最终加剧NIGO。综上，细菌是NIGO发生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对接受NIF治疗的高血压患者进行口腔菌斑控制和健康管理，对预防和缓解NIGO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未来研究可聚焦NIGO患者口腔菌群与宿主免疫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为NIGO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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